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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秦凤、永兴军两路,本是贫瘠荒凉之地,两路总计户籍不到十二万户,百姓亦不足百万众;正常的时候,除了原住此地的百姓之外,便只有朝廷派驻的兵马和商贾前往。
人口又少,产出自给尚且不足,年年干旱年年饥荒,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宋重点的救济对象;说句难听的话,若非这两路在战略上是无险可守的汴梁城的唯一屏障,若非怕背负祖宗江山被侵占的骂名,朝中早有人提出要放弃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。
但自宝元元年党项人李元昊脱宋自立,改元“天授礼法延祚”,建国号“大夏”之后,秦风、永兴军两路忽然变的热闹非凡。宋仁宗宝元元年,自立为大夏皇帝的李元昊写信通知大宋朝廷,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,立即引起了大宋朝廷的极大愤慨,赵祯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,并悬赏捉拿。
从此之后,长达宋夏战争全面爆发;于是乎兵马云集,城寨蜂起,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,沿着边塞一线竟然建了兵寨数十座,边陲驻军也从原先的五万余人逐渐增加至近十五万人,在这片土地上,有人立下赫赫战功扬名立万,有人败走麦城身败名裂,更多普通的百姓和士兵丧命于此,将一腔热血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。
总体而言,三年多的战事中大宋吃亏的次数多,小的败绩且不论,光是宝元二年和康定二年的三川口和好水川之战中,宋国便吃了大亏。两次大战,西北军将士死伤人数超过十万,将领阵亡近一百五十余人,可谓奇耻大辱。
但军队的阵亡还不是主要的损失,真正的损失是被西贼捋掠的人丁,毁损的城寨和抢夺的货物,军队的损失和民间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,光是庆历元年一年时间,两路为西贼捋掠的百姓人丁便足有三万人,牛羊牲口数十万头。
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便是百姓,本已经生计艰难的百姓们无奈的放弃了土地,朝廷为了防止边民流入内地作乱,下了严令禁止百姓回撤,同时下令当地百姓就地转为民夫劳役,为军队筑城修寨铺路搭桥;此举虽不人道,但起码让百姓们能从劳役中获得酬劳,勉强可以维持生计。
进入庆历二年之后,范仲淹和韩琦两人的提议得到朝廷的首肯,一改以往硬碰硬的战斗策略,改为坚壁清野防守反击之策,加固城墙堡垒多设远攻武器,拒不与西贼之兵大规模会战,这才将形势稍微缓解。
李元昊数次派兵骚扰,但凡村庄之处均为空屋鬼村,所有的百姓均携带财物躲入各个城寨之中,西夏兵一无所获,进攻城寨却又连番吃大亏,这才渐渐偃旗息鼓,双方的态势渐趋均衡。
战争打到这个份上,双方拼的便是内耗了,谁也不敢松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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