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上午的第一节课,老师说的第一句话,就是让国庆站起来问他:
“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罚你?”
彻底忘记这事的国庆,身体像是被推了一下地打了个寒战。他恐惧地望着老师,摇了摇头。
老师说:“你先坐下,好好想一想。”
老师让他好好想一想,其实是让他别忘了自己折磨自己。此后的一个月,国庆都过得暗无天日。总是在国庆忘记了处罚这事,显得兴高采烈时,老师就会突然来到他身旁,轻声提醒他:
“我还没罚你呢。”
这种引而不发的处罚,使国庆整日提心吊胆。这个可怜的孩子那些日子里,只要一听到老师的声音,就如树叶遇到风一样抖动起来。他只有在放学回家时才略感安全,可是第二天往学校走去时他又重新胆战心惊。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,直到父亲对他的抛弃才算结束,而被另一种更为深远的不幸所代替。
老师也许是由于怜悯,他不仅放弃了对国庆的恫吓,而且那些日子里,他想方设法寻找理由来表扬国庆。国庆的作业里有两个错字都能得满分,我一个错字没有才只能得九十分。在国庆母亲的兄妹来到之前,我们的老师曾带着国庆去见过他的父亲。嗓音温和的老师反复向那个混账男人说明,国庆是多么听话多么聪明,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爱他的。听了老师冗长的赞美之后,国庆的父亲却是冷冷地说:
“你那么喜欢他,就收他做儿子算了。”
我们的老师毫不示弱,他笑眯眯地说:
“我倒是想收国庆做孙子。”
我自己在遭受处罚之前,曾经十分崇敬和喜爱我们的老师。当王立强领着我最初来到学校时,老师织毛衣的模样让我万分惊奇,我从未见过男人织毛衣。王立强把我带到他身边,让我叫他张老师时,我才知道这个滑稽的男人是我的老师。他当初显得亲切和蔼,我记得他用手抚摸我的肩膀,说出一句让我受宠若惊的话:
“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座位的。”
他确实这样做了,我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中央。他讲课时,除非要在黑板上写字才会站到讲台后面去,别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。将他的讲义摊开放在我的桌上,双手撑住我的课桌,唾沫横飞地讲着。我倾听时,仰起的脸上饱尝了他的唾沫,犹如在细雨中听课。而且他还能时时发现自己的唾沫已经飞到了我的脸上,于是他时时伸过来沾满粉笔灰末的手,替我擦去他的唾沫。往往是一节课下来,我的脸就要像一块花布那样色彩纷呈了。
我第一次接受他的处罚,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。一场在冬天来到的大雪,使我们这些忘乎所以的孩子,在操场上展开了雪球的混战。我的倒霉是将一个应该扔向刘小青的雪球,错误地击在了一个女同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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