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许严歌苓觉得这样的描写过于轻松,好像是妓女们坐惯了风月场,因而如此向往做一次女学生似的。在另一个加长版里她进行了改动,妓女们显然多了许多的纠结.
只有赵玉墨一人大义凛然:“我们跟日本人走。把学生们留下来。”
除了她的小跟班红菱愿意随从前往之外,玉墨的主张遭到其她姐妹的极力反对,最后玉墨不得不使出起妓女头目的威风,将她们骂“醒”:
“好,有种你们就在这里藏到底,占人家地盘,吃人家口粮,看着日本人把那些小丫头拖走去祸害!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?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?”她现在像个泼辣的村妇,一句话出口,好几头挨骂,但又不能确定她究竟骂谁。“藏着吧,藏到转世投胎,投个好胎,也做女学生,让命贱的来给你们狗日的垫背!”
这一番棒喝果然有效,妓女们很快“认了命,温顺地静默下来”。
这个版本已经很符合魏特琳日记里的记述,只不过在真实的金陵女院里骂的妓女们认命的不是什么玉墨,而是魏特琳,而是那些自觉自己干净的良家罢了.
妓女们也不是醒悟了,只不过是认命了罢了.罢了,反正已经是不干净的身子了,给谁不是给,谁让自己的命贱呢,活在这个人世就是遭罪呢.
如果说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,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差异就在这里:前一版本是妓女们欣然前往,后一版本是妓女们委屈从命,当然,在前者“欣然”的背后,莫不是深深掩藏的对命运的叹息。
如果说与历史真实有什么重大出入的话,那就是严歌苓着意刻画的妓女们对“女学生”身份的向往。
如果妓女假扮女学生这样的情景真的曾经发生的话,乔峰以为严歌苓的想象是合乎情理的:在赴死的路上,做回早已被她们遗忘的女儿身,似乎也是一件颇令人感觉安慰的事。
“二十分钟后,厨房的门开了,一群穿黑色水手裙、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,她们微垂脸,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,每人的胳膊肘下,夹着一本《圣经》歌本。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“女学生”。“
这是我想象的,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,她们是按梦想来装扮演女学生的,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。”严歌苓曾如是描写道。
但在乔峰看来,这样的场景在历史现实中恐怕未必真的发生:在面临被凌辱被损害的紧要关头,谁还在意什么曾经拥有过的女儿身呢?那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凄惨的童梦罢了。
然而在张国师的电影中,“学生梦”却被再次夸大。
可以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:假如明知天亮以后就将走上一条黑暗残酷的地狱之路,今晚的脑海中翻腾的会是什么呢?是终于可以做一回“女学生”的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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