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及的,只是建立在已有知识基础上的“人类认识”。
从古到今,人类发现、总结、定义出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知识,都是从人的视角,去观察、理解自然法则的所得,这些规律,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,注定只是客观规律的一种近似、演绎、特例、甚至误解,而绝无法等同于客观存在的法则本身。
基于这种认识,人类的科学技术研究,一个时代的科学探索,必定要建立在前一个时代的研究成果之上。
除此之外,一个很显著的事实,是这种代际支持、递进的过程,并没有稳定的速率。
科学技术的研究,不同于人类习以为常的任何日常活动,量变引发质变的“点”,绝不寻常,几乎无法预测,而经常会在一些意料之外的时间、地点,突然有所发现,这一现象决定了科学技术的研究,无法用通常的工程管理、项目计划模式来组织。
即便勉强应用,将科研视为一项工程,也很少能取得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就。
譬如旧时代的基础物理研究,自西历1430~40年代开始,各国物理学界、尤其是尤洛浦与联邦物理学界,围绕新一代粒子加速器而开展大量工作,期望尤洛浦部署的“大型强子加速器”能为基础物理带来新的研究方向。
这一庞大而宏伟的计划,进行了若干年,最终于西历1457年告一段落时,结论,
却是令人失望的“没有任何新发现”。
耗费十余年时间,大量资源,天文数字般的钱财,最终只得到轻飘飘的一句话。
理论物理学家或许还能平静的接受这一点,毕竟,他们早有预感,也并不认为“没有新发现”等同于一无所获,至少现在大家可以明确,在“大型强子加速器”提供的能级上,基本粒子的态势(意料之中的)没有变化。
而对于提供从资金、资源到土地的各国政-府,没有新发现,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。
但又能怎样呢,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抽奖般的烧钱游戏,民众或许不了解这一点,负责科学技术研究的官僚,多少总会心知肚明。
但,充斥国会与议会的政客们,基本科学素养则与他们的的良心一样欠缺,面对“没有新发现”的坏消息,轻则暴跳如雷,重则联名抵制,拒绝再向科学研究、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投入巨资,进而,断绝人类在这一方向的任何重大科学研究。
研究中断,渺茫的希望随之一并断绝,在方然看来,倒也算不得太糟糕,毕竟那“希望”本来就未必有。
至于西历1490年代的今天,新时代的科学研究,更深受资源、经费的困扰。
且看NEP大区,在一切为军事建设服务的大前提下,科研经费的投入,不可能完全满足科学家们的需求。
即便有限的科研经费,毋庸置疑,大部分也会用在应用技术、而非基础研发上。
在这种条件下,基础科学,基础理论,这些研究机构至多只能维持,或者开展一些聊胜于无、甚至是验证性的实验项目,对诸如理查德*费曼这样的顶尖人才而言,差不多就是在混吃等死,虚度光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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