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《大公报》传回来的消息,正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高陶事件”。
当初跟随汪兆铭一起叛国的汉奸不少,其中就有陶希圣和高宗武。
陶希圣我们前文提到过,还串联一帮“主和派”文人,跟周佛海等人一起撰文抹黑周赫煊。
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了,他是汪兆铭投敌事件当中,除了陈璧君之外出力最多的混蛋。汪兆铭本来都没跟日本人接触,就是这个高宗武从中牵线搭桥,而且是高宗武主动找上门联络日本人的。
汪兆铭在投敌之初,通电揭露常凯申表面抗战、暗中媾和,其实说的就是高宗武做出的一堆烂事。
全面抗战爆发以后,常凯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报工作。
高宗武本事真大,擅自联络到近卫文磨的私人驻华代表松本重治,以及日本参谋本部特高课课长影佐祯昭。他将影佐祯昭的亲笔信交给常凯申,又把常凯申的“和谈条件”带去回复日本人。
但常凯申是否答应和谈一直存疑,就连跟高宗武接触的日本人西义显都不相信,认为那些和谈条件不像是常凯申亲口所说,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蒋语气而自己做出的回应。
这一次“和谈”虽然失败,但很快迎来新的转机:日本内阁改组,不主张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。
常凯申把高宗武从香港招回来,让他负责传话:“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,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,即使日本攻下武汉,国府内部亦绝不会起变化。”这说明老蒋也想进行和谈,但他的意图是逼迫日本主动求和,以争取对中国更有利的和谈结果。
但高宗武作为外交官,再次自作主张。他在向日本传话之时,不断强调中国有一个以汪兆铭为中心的“和平派”,并首先提出一个中日和谈思路,即:拥戴汪兆铭,使之成为中日和谈的媒介。
可以说,汪兆铭能够实质性的投敌做汉奸,高宗武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
为什么说香港《大公报》传未来惊天消息呢?
陶希圣和高宗武居然良心发现,他们从上海潜逃到香港,向《大公报》揭露了汪兆铭的所有卖国行径,甚至把汪兆铭签署的卖国条约副本都偷出来了。
陶希圣、高宗武二人不断拥汪促和,出发点无非有两个:
第一,“救国救民”。这里的救国救民必须打引号,他们深知和谈就得出卖国家利益,但更认为中国战必败,只有和谈才能苟安。
第二,政治野心。既然中国靠和谈才能苟安,那干脆由他们出面进行和谈。这样即可以保住国家,又能捞取政治资本,更能以民族功臣的形象节节高升。
但是,汪兆铭刚刚签署的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等八份卖国文件,实在是把陶希圣和高宗武给吓到了。他们一直以为中日能够划江而治,哪曾想,这些文件居然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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