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五四运动以来,胡适的表现都是谦谦君子。被人当众挖苦唾骂,他也能笑脸以对,而此时终于失态骂了脏话。
周赫煊终止了与陈光甫的对华,回头问胡适:“适之兄,你还主和吗?”
胡适死盯着那些大屠杀照片,摇头道:“抗战犹有一线生机,求和必然万劫不复。四万万国民,若是举手投降,则悉数沦为待宰之羔羊。”
“很好,你终于想通了。”周赫煊欣慰道。
后世骂胡适的人很多,原因即为主和。然而主和者并非胡适一人,学术大牛陈寅恪和吴宓先生,他们在抗战初期也是主和的。
在学术界,这份主和名单可以排很长。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、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,还有蒋廷黻、陈之迈等等等等,那是数也数不清。
而国党的高官群体当中,汪兆铭、孔祥熙、张群、居正、于右任、陈立夫、阎锡山、徐永昌、王宠惠、陈布雷、魏道明,这些人要么主和,要么倾向于妥协。
你敢相信?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,曾亲口说过这种话:“抵抗必亡国,屈服乃上策”。
这两句出自吴宓先生的日记,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,两人饭后散步闲聊时说的。陈寅恪认为,拱手让出华北而求和,还能保住华南以偏安,将来或许可以渐渐恢复国土。若战则全局覆没,中国永亡矣。
以至于常凯申在南京沦陷后,在日记当中感慨道:“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,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,投机取巧者更甚……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,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,几乎众口一词。”
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,公开主和者其实有限,更多的是隐性求和者。因为公开主和会被骂汉奸,所以官职越大、全力越盛的人,往往口是心非,高呼抗战而倾向妥协。
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,拥有军事实力的地方首脑,在刘湘病逝以后,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,其余皆心怀叵测。
所以在抗战之初,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,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。
正因如此,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。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,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,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。
当时的舆论风向是:战败可谅,言和有罪。
对于汪兆铭的“艳电”,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,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。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,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,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。
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,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,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:“……凭心论之,目前能以支持大局,坚决不挠者,亦似只有彼(老蒋)一人。自余之文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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