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,西流湾8号,花园洋房别墅。
在别墅的花坊下边,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。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,且通风干燥,装潢华丽,有沙发、电灯、风扇、桌椅、茶几等一应物品,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。
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,热情招呼道:“来来来,法国进口的红酒,正宗的21年波尔多。”
“那可真是好酒啊!”梅思平立即赞叹。此君宽额长脸,颧骨高耸,眼睛贼小,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,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。
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,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,次一级则是21年的,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。
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,大笑道:“我喝不来这味道,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。”
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,他笑道:“希圣兄,这洋人的红酒,得慢慢品才有味道,你刚才喝得太急了。”
“慢品太过无趣,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!”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,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,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。
暴殄天物啊!
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,顺着话说:“这国事就如喝红酒,不能太急,一急就没滋味,一急就要坏事!”
梅思平附和道:“周兄说得在理。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,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,要么是莽夫,要么是别有用心者。他们偏激、执拗、诞妄、幼稚,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。依我之见,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,一旦爆发战争,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。凡高呼抗日者,皆乃国贼也!”
“思平所说,真乃金石之言!”周佛海拍手赞叹。
说白了,在座的四人都属于“主和派”。
中国“主和派”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,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,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,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。
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,刚开始主张“一面交涉、一面抵抗”;《塘沽协定》签署后主张“困守待援”,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;现在则高呼“中日提携”,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。
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,不止有汪兆铭、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。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、张君劢,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,此时都属于“主和派”。
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,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。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,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,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。
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,叫做“低调俱乐部”,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。
只不过,当“淞沪会战”结束以后,浇灭了日本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嚣张气焰。胡适、张君劢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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