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。
如果说《论语正义》一出来,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;那么《疑古文尚书伪作论》一出来,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,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。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,留给众人的,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。《古文尚书》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,反正是东晋人献的,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,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。但是对《今文尚书》的质疑,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。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《今文尚书》部分而来,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,便是*凤。只不过他的反驳,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,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。而石越对《今文尚书》某些部分是否伪作,并未给出定论,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,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。
《疑古文尚书伪作论》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,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,从此考试不再考《古文尚书》;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,由此重新点燃,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。
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。在四月下旬,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《三代之治》出版。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,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,以复兴上古三代(尧、舜、禹)的名义,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,包括社会、文化、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。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,便反映在这本书中。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,而非受命于天,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,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,不是士大夫,而是老百姓……
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,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,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,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,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——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。当时的宋代,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,经学经过两晋之变,在唐代复兴,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,到五代士风沦丧,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,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。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,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,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……群雄逐鹿,最后理学捷足高登,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。此时石越的作为,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,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,而王学尚未问世,理学影响未大之际,趁虚而入,以一系列的新说,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。
在《三代之治》的序言之中,石越提出来“复古、朴实、求是”三原则,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,他公开说三代无书,汉人之文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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